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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德代表诗人简评

2019-08-29 11:04 来源:市文联 孙琴安

宁德的代表诗人可以举出很多,叶玉琳、汤养宗、谢宜兴、刘伟雄以及经常参加丑石诗社活动的一群青年诗人,如邱景华、伊路、探花等。这里对四位诗人作一简评。

改革开放以来,福建出现了两位比较突出的女诗人,一位是舒婷,另一位便是叶玉琳。

叶玉琳生于闽东,长期在宁德工作、写诗。参加过《诗刊》社举办的第十一届青春诗会,在出版了《大地的女儿》《永远的花篮》之后,又出版了第三本诗集《那些美好的事物》,并获得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一等奖。在我的印象中,叶玉琳的诗一向是以流畅、朴实、亲切见长的,她从不夸饰,也不涂抹浓丽的色彩,但极真挚,读起来舒畅,朗朗上口,有节奏感,虽不分明,却十分稳妥,即使有坚实的地方,也是柔中有刚。而从她这本新诗集中的诗作来看,她的语言显然更加成熟老到,《需要》《幸福》《故乡》《夜间行车》等大量的诗,既有着顿挫抑扬的节奏,又有着很好的语感,在自然流畅中乃不失精炼。她对诗歌语言的把握与驾驭能力,无疑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从总体来说,她的语言并不软弱,但仍是柔质的,温馨的,语句中仍充溢着女性的一种温柔感和亲切感。

生活中充满了美。尽管我们每天都在生活,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美。因为生活之美与自然之美还不甚相同。自然之美容易被人发现,也容易达成共识,而生活之美却因人的生活阅历的不同,或对生活态度的不同,从而产生不同的理解,发现不同的美。叶玉琳有不少诗是写自然之美的,如《白哈巴村的云和雾》《遥远的金沙岛》《石门瀑布》《喀纳斯》等,然而,诗人写得更为出色、特别值得我们称道的,仍是那些描写生活之美的诗。《需要》《幸福》《中国南部的天空》等无疑都是有代表性的,“需要幻想,安置眼泪和灰尘/需要孤独,拨开灰尘中的光亮”,这些诗句在揭示美的同时,还在揭示着一种生活的哲理。即使在一些最普通的日常生活中,诗人也能发现美,如《课间操》《一个人在家上网》《在山姆超市》等都属此类。

不仅如此,诗人还把目光投放到那些社会底层的小人物,写下了《工地上的灯》《小城补鞋匠》《乡村乐手》《小木匠的一天》等一系列诗作,倾注对他们的关爱和同情,从他们的平淡生活中挖掘美,发现崇高。她在《故乡》中写道:“戴草帽的姐妹结伴到山中割麦 拾禾/我记得那起伏的腰挎间/松软的律动/美来自劳作和卑微。”在《工地上的灯》中又写道:“高高的脚手架,因为幸福的运载/才显得从容轻盈。”尤为可贵的是,即使陷于贫穷和艰难之际,她仍以美好自信的姿态敢于面对:“贫穷是第一笔财富/日后我所充盈的/将爬满他们骄傲的额……”

叶玉琳的诗歌创作早已进入了成熟阶段,并形成了她自身特有的风格,这就是以一种亲切纯朴而富有诗意的语言,和一颗纯净美好的心灵,去真诚地歌唱生活,抒写人生,并尽可能地发现和揭示普通民众中的种种生活之美、人性之美、崇高之美,给人以慰籍、希望与激励,从而唤起人们对生活的热爱,对生活之美的认识,她是真正的生活歌者,她的诗有人性美,有崇高感。

汤养宗是宁德的代表诗人,1959年生于闽东霞浦,著有诗集《水上吉普赛》《黑得无比的白》《尤物》《汤养宗作品》等。曾先后获得《星星》、诗歌月刊2003年度“中国诗歌奖”,2006年度“人民文学奖”,《诗选刊》2008年度“中国最佳诗歌奖”等。

由于长期对诗歌的这份理解、态度和追求,由于他本人的经历和信念,汤养宗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诗风:他的诗行排列相对都比较长,但句子本身并不太长;他很擅长于叙述,可以很从容,有些描写既简要又丰满,视不同情况而定。其语言一般都比较朴实,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点笨拙。其早期的诗语更多的是要求“语言的及物性,要求它的精美到位”,而现在却更多地注意语言的自然、随意和本真,尽可能给诗语一个“自由穿梭的开阔地”,因而语言的自由度和灵活变化程度也提高了许多。就他近些年写的诗看,《我是人间的一件遗物》《寄母亲》《在父母坟地的路上》《在许多无风的夜晚》《断字碑》等,都是他较好的诗篇,有些出彩的好句,也会经常在他的笔底展现,如:

琴用最亮的灯照开木纹

我的指头,帝王的十个兄弟

从白云那么高把梦押回人间

——《琴十行》

不过,若从通篇完妥而又精美饱满的角度来说,《拉大提琴的女人》等诗无疑是他更好的杰作。就凭这些诗,就足以给他定位,看出他的光芒。

谢宜兴生于1965年,与刘伟雄同创《丑石》诗社,自小在霞浦长大。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等工作。1981年开始与刘伟雄为诗而进行通信,并与刘伟雄发起丑石诗社。著有诗集《留在村庄的名字》《银花》等,并与刘伟雄合出诗集《呼吸》。

谢宜兴的《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》在《丑石》诗报头版头条一刊出,我立刻就被吸引住了,并赞叹不已。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杰作,而且也是描写打工人群生活为数不多的优秀诗篇之一。诗中以饱满甜蜜的葡萄来象征那些从乡村来城市打工的青年姑娘,写出了她们身体的美丽与生活的艰辛,读后给人以回味与叹息。后来诗人在回答安琪的提问中也说:“如《我一眼就认出那些葡萄》,写在城市从事服务行业的乡村女子,写乡村孩子在城市里的人生与命运。……这些题材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已涉及,但那时候我是从乡村的视角看城市,我的笔无法深入城市深处,而来到城市工作后,我从城市反观乡村,我看到了我的乡村姐妹,看到了那些被榨干‘甜蜜、被改名‘干红’的‘葡萄’,她们在‘城市的夜幕下剥去薄薄的羞涩’,‘转眼就流出了深红的血色’。”由此可见,此诗是酝酿已久的,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触动了灵感,从“葡萄”这一富有象征意味的视角切入,写出了这一含义丰富、意味浓郁的诗篇。

《水仙花开一场盛大的宴席》一诗,题意相近,虽不如前者,但后半截甚佳。如果说以上两诗主要是反映打工妹的心酸生活与困顿无奈,那么《即使活得卑微》一诗则主要反映了他自身在城市生活中的心情与状态,并把这种心情与状态置放在城市喧嚣的黄昏时刻,又掺杂着浓浓的思乡之情,故读来倍觉惆怅与感慨。而他后来所写的一系列怀念父亲的诗篇,即组诗《被带走的称呼》中的一些诗,则以直抒胸臆和场景叙述为多,虽未用寄托、象征等手法,却直以朴素真挚的情感动人。

刘伟雄是丑石诗派的另一位核心人物。1964年生于闽东海上西洋岛,后在税务所工作。出版过诗集《苍茫的时分》,与谢宜兴合出过诗集《呼吸》。

与谢宜兴一样,刘伟雄的诗也一直在“渐变”之中。但他有些诗的确是越变越好了。《台风夜》《天涯》等诗描写不同的场景,都称得上生动贴切,却因为太注重意象而又未合适地组织好,结果反而未能引起他人的共鸣或给人留下太深的印象。而他后来所写的《花园》等诗,却因物象的集中与鲜明,反而获得了更好的效果。诗中仿佛还有很大的空间,可供读者自己去理解、品尝和回味。

而他还有些诗,似乎是越变越成熟了,如他在2005年日本之行后写下的《高野山的雪》《乌鸦,在电视塔上》等一些诗,都标志着他的诗艺与语言的成熟。即使从他近期所写的《夜雨城雅路》《都江堰》《三星堆》等一些诗中,也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成熟。《夜雨成雅路》本只是他从成都赶往雅安去参加“凌晨的一场约会”,却写得如此有声有色,有情有意,不可多得;《都江堰》虽写地震后的灾情,却又有几许悲壮,“我看见了力量对力量的倾诉”,至诗之末尾,诗人只得以一种无奈与叹息口气写道,“把所有苦难的叙述/都变成一堆历史的水烟”,又给人一种历史意味的结论;《三星堆》里经常会出现一些闪亮的句子,如“即使只有半个堆也一样/把灿烂的往事照得一片辉煌”、“神也不过如此的造化/把传奇雕琢得超乎想象的美”等,此诗除了开篇稍弱,大多诗句都显得铿锵悦耳,品格精美。

责任编辑:陈美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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