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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爱国名僧:圆瑛

2016-07-18 17:35

  圆瑛:俗名吴亨春,法名宏悟,别号韬光。光绪四年(1878年)生于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。当代爱国名僧。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。

六岁时父母双亡。自幼聪颖,诗文过目成诵,乡人日为“神童”。十八岁时考中秀才,萌生出家之念。翌年,决意皈依佛门,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,后转至雪峰寺为僧。光绪二十五年(1899年),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。五年后,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。宣统元年(1909年),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,曾返涌泉寺开讲《护法论》,在禅林中崭露头角。从此,他辗转各名山大刹,演教弘法,法席遍于海内外。

民国3年,他精研永明、莲池大师的大量著述,接受“净土宗”思想,自此他禅、净兼修,为其佛学理论在禅林中独树一帜打下基础。同年,他力襄寄禅法师组织“中华佛教总会”,被选为参议长。

民国17年,他被推为刚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主席,随即率佛教代表团赴南京请愿,要求南京政府废止改寺庙为学校的《寺庙管理条例》。不久,为分担社会责任,他力倡佛教界“自食、自养、兼利社会”,开办各种慈善福利事业。一时,佛教慈幼院、医院、工厂、农林场纷纷成立,佛教界面貌为之一变。

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,他以中国佛教会主席身份,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“护国道场”,致电蒙藏院警惕敌人的分裂活动,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,呼吁其教徒同中国人民一道,共同制止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。

民国23年夏,圆瑛再次当选为中国佛教会主席。是年秋,在南京开讲《仁王护国般若经》,主张用佛教教义救人、救国、救世界。同时在上海建圆明讲堂,作为他从事讲学和著述的主要地点。

民国25年12月,圆瑛任天童寺住持期满回闽,接理涌泉寺住持。翌年7月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。他主持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,号召全国佛教徒投身抗日救亡,并成立佛教战时救护团、难民收容所,亲任救护团团长。在“八一三”淞沪会战中,他派遣僧侣救护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。他还不辞辛苦地奔走于吉隆坡、槟榔屿、怡保和马六甲等地,在华侨中提倡“一元钱救国运动”,将募到的巨款汇回国内。

民国28年秋,圆瑛回到上海。9月初,他与明日易 被日本宪兵逮捕,转解南京日本宪兵总部。敌人对他们先是严刑逼供,胁迫其承认抗日有罪,继又劝降,诱其与日方合作。师徒俩始终坚持民族气节,严辞痛斥,并绝食以示抗议。敌人无计可施,只好将其释放。

出狱后,圆瑛于圆明讲堂闭门谢客,专心著述,写下《发菩提心讲义》、《劝修念佛法门》、《弥院经要解讲义》、《楞严经纲》等大量论著。他将这些经论与前期所写的《大乘起信论》、《金刚般若》、《法华》、《一吼堂诗集》、《一吼堂文集》、《圆瑛讲演录》《住持禅宗语录》等著作,一并汇编成《圆瑛法汇》付梓刊行。此期间,他仍不忘国难,曾给北京佛学院师生题赠云:“国家兴亡,匹夫有责;佛教兴一亡,教徒有责。”

民国34年,在上海创立“圆明楞严专宗学院”,自任院长,培养大批高级佛学人才。民国36年,他又到南洋讲经,弘扬佛法。回国时,中国已面临解放。时香港、新加坡等地友人劝其再度出国安度晚年。但他坚决表示:“我是中国人,生在中国,死在中国,决不他往!”

1952年9月,圆瑛出席在北京召开的“亚洲及太平洋和平会议”,同与会的佛教界代表发表联合声明,号召全国佛教徒团结起来,“制止侵略,保卫和平”。会后,他回到上海,启建“祝愿世界和平法会”,登台讲演,衷心祷祝“国运日昌隆,人民常安乐,世界永和平”。法会进行十天,对宣传和平起积极作用。1953年5月,被推选为中国佛教协会首任会长。不久,圆瑛食道癌恶化,遂决定归老天童寺。行前,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,再次寄语殷殷:“……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,积极参加爱国运动,致力和平事业……”是年9月12日圆寂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。

圆瑛不仅佛学造诣精湛,且擅长诗文、书法,国内的主要禅林都留下他的遗墨。

1992年,古田人民在古田极乐寺内修建了圆瑛纪念馆。馆内陈列圆瑛生平事迹的部分资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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